社会是有时钟的。
一些是显性的，写在条例里。比如6岁被准许进入小学，最低12岁应开始承担刑事责任，18岁无论你是否准备好，你都将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一名成年人。
一些是隐性的，写在人们心里。比如28岁，是一名女性在婚恋及职场上所谓“最后的黄金期”；35岁，是职场里一条隐秘的“分割线”；40岁，一个人该有稳定的事业以及婚姻；60岁，就应该退休照顾孙辈。
社会时钟是一个尺度，它用一种统一的规范丈量着每个人的生活节奏，锚定人们在不同阶段应有的权利与义务。
但是作为具体的个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脚本。社会的时钟无法框定个体的意志，在同一张表盘上，总有想要跳出刻度之外的人。
逆行者
24岁的罗子璇决定重启高考艺考，就像分手已久的冷心恋人突然回头。
那时她工作稳定，收入良好，上一次学习跳舞是两年前的事，同期考生都比她小5岁以上，而毕业后她将近30岁，很可能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，但她还是决定“任性”一次。
62岁的李真在经历一场疾病后，开始健身，并在社交平台上记录“62岁健身日记”； 27岁的李雷从疲惫不堪的研究生学习中逃离出来，休学来到新西兰旅行打工；42岁的李娟辞去某房地产集团策划部总经理的职位，成为一名独立摄影师。
他们自称“逆社会时钟者”，反对“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情”，主张“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，一切都准时”。
王珂也是其中的一员。
从表面来看，王珂名校毕业、工作体面、薪水不错，有一份漂亮的履历，“但职业其实都是两面的，一面是拼命留在纸面上的给别人的印象，另外一面就是你自己的感受，而我的自我感受非常糟糕。”
大学毕业后，王珂进入咨询行业，这是一份在很多人看来非常体面的工作，但她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落差。看似光鲜亮丽的企业之下，具体到个人却可能在做一些无意义的鸡零狗碎的工作，“比如反复调整ppt的字体色号”。
29岁那年，王珂与即将结婚的男友分手，准备很久的专业考试没有通过，母亲遭遇车祸自己却因工作太忙而无法照顾，事业依旧毫无起色。在巨大的幻灭和无意义感下，王珂大病一场。
病愈后，她决心摆脱这一切。2019年年底，王珂开始留学申请。2020年2月，她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如今，她与在哈佛大学认识的同学一同创业。
这是一些会被精选置顶、广泛转载、在各类社交平台获得高赞的“逆时钟故事”。读者们通常会在阅读他们的故事时被鼓舞，甚至在脑海中幻想属于自己人生的另一种可能。
故事的b面
但故事的b面通常是这样的。
“你家闺女现在在干吗？”电梯里，有人问道。
“准备考研呢。”母亲的语气有些不自然。
张洋戴着口罩和鸭舌帽，垂头站在角落里一言不发。
考研只是她搪塞父母的说辞，实际上，她现在什么都没在干，“字面意义上的无所事事”。
大学毕业后，同学们或找到工作或继续升学，最不济也在积极考公或者考研二战，只有张洋一个人回到家里，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看着窗外的两颗柳树发呆。
“如果我说我就是想休息一下，你会信吗？”
从大三开始，张洋逐渐发现自己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人。朋友们的讨论突然之间就从吃喝玩乐，转变成了“准备去哪所学校读研”或者“打算找什么样的工作”，张洋在这样的讨论中总是沉默。
张洋常觉得自己在跑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。曾经，她以为“高考”是这场比赛的终点，但现在，目的地变成了“一份好工作”，而未来，或许还有“美满的婚姻”“优秀的孩子”等各种标杆，这场比赛无法喘息，难以停下，稍不留神就会被后来者踢下跑道。
“但如果我主动退出跑道呢？”
毕业后，张洋打着“为梦想再拼一次”的旗号回到家里，堂而皇之地开启了她的“休息计划”。她装模作样地买了几本考研书籍，实际上每天关着门在房间里发呆、读书、看电影或者打电子游戏。
刚开始的确是快乐的。张洋把此前在大学期间积攒下来的想读书目挨个儿读完，买了一个新的游戏机，偶尔需要在父母查岗时假装学习。
但很快，快乐消失了。
9月，开学季到来。朋友圈里突然被各种录取通知书刷屏，原本的老同学们来到新学校读研，晒着新朋友和新生活，而张洋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出门，床头堆满了零食袋和游戏卡。
张洋突然感觉自己被落下了。她觉得自己像是停在了一个真空的时间泡里，只能呆呆地看着其他人从自己身边呼啸而过。
朋友和亲戚们询问起她的近况，张洋无法实话实说，她发现自己既不属于某个学校，也不属于某个公司，成为了一个失去社会身份的边缘人。
张洋感到一种强烈的羞耻感，觉得自己像一个失败者，“但其实，我不过就是想休息一下，为什么我一定要马不停蹄地找工作或者继续读书呢？为什么不能允许我作出第三种选择？”
陈深与张洋有相似的困惑。
研二那年，陈深自作主张选择了休学，原因是严重的抑郁症和身体问题。
办完休学手续的那天晚上，父亲的情绪状态异常差，他反问陈深：“为什么是你要休息？有的人生了重病也没有休息，有的人天资很差也没有休息，但是你为什么要去走这条路？我周围从来没有同事朋友的孩子休学，为什么只有你坚持不下来？”
陈深被父亲的问话刺痛，觉得自己成了家族耻辱。
她从小便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——听话、懂事、成绩优异。高考完，陈深在父亲的安排下选择了电子信息专业，未来的规划是一路升学到博士最后成为一名高校教师，陈深接受了这样的安排。
但大一下学期，问题出现了，陈深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也不喜欢这个专业，但是为了满足父亲的期待，陈深还是选择坚持。大学四年，陈深几乎放弃了社交，整天泡在图书馆里，才能勉力维持成绩。
但到了研究生阶段，原本靠努力换成绩的路数走不通了。每周组会上，面对同门滔滔不绝的分享，陈深说不出一个字，时常被老师点名批评。同组的4个同学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，陈深听不懂也插不上话，逐渐被同门疏远。
在巨大的落差感下，原本在大学期间便长久积压的抑郁情绪终于爆发。研一上半学期的期末考试周，陈深提不起力气做任何事，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周，后来陈深被诊断出了抑郁症。
休学的念头就在这时产生。
当陈深向父母谈起休学意愿后，他们回应道：“你现在休学可能会让亲戚朋友议论，你要再忍忍。而且你是我的女儿，你天资肯定很好，你不可以做这种事。”
经过一年的挣扎以及与父母反复的争执，陈深自作主张向学校提出了休学申请。但她觉得自己的“逆行之路”也就到此而止了，一年后她仍然会选择重归正轨，继续完成学业，因为她觉得“自己的休学使得父母感到丢脸，这也是一种不孝”。
陈深喜欢电影，高三，她还坚持在下晚自习后看两小时的电影，但她从未想过从事相关工作，理由是“父母不会同意的”；她喜欢心理学，甚至想放弃自己的专业重新学习心理学，但前提是“没有来自父母及外界的压力”。
在采访结束后，陈深语气哽咽地补充了一段话：“我对父母的愧疚是社会强加给我的枷锁，同时也是强加给父母的枷锁。我希望这个社会不要用有色眼镜来看待我们这群人。我们为什么要背负丢人的枷锁？仅仅是因为我们想换一条道路，或者想停下来歇一歇吗？为什么这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耻辱？”
代价与现实
比起观念的束缚，现实的压力要来得更为残酷一些。
休息9个月后，张洋开始感受到自己的“越轨”带来的代价。
理所应当地“考研失败”后，张洋开始寻找工作。理论上，张洋出身名校，在校期间成绩不错，也有过几段大企业的实习经历，但她发现简历上近一年的“空窗期”抵消了她所有的优势。
“现在的企业宛如有处女情结的直男。”张洋说。错过应届生校招的她，只能和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应聘者一同参与“社招”，而她显然没有任何优势。
愿意给她机会的小公司，却在面试时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：“简历上为什么有这么长一段空窗期？”刚开始，张洋会努力为自己编几个看起来好听一些的理由，比如“专注考研，学习专业知识”或者“投身公益，积极参加社会实践”，但对方大多撇撇嘴，不置可否。
后来，张洋被反复的质疑问烦了，直接自暴自弃说：“我就是不想一直这么卷，我想给自己放个假。”面试官沉默半晌，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复：“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有态度。”接着便再无下文。
王珂也有相似的经历。
在决定去哈佛读研之前，王珂曾用两年的时间为自己谋求新的职业道路，她投出了将近250封简历，面试过各种千奇百怪的公司，但最终的收获寥寥无几。“这个社会默认你得走直线，人没有办法走错一步路，一旦人被某种力量推向一条错的路，全世界的大门都可能闭上，因为你的下一步，永远取决于上一步，一旦走差了，很难有人再给你机会。”
还有职场对女性的年龄歧视。王珂曾亲耳听到公司里的招聘者评价某位候选者：“这个人刚结婚，肯定是要过来生小孩的，不要。”这位招聘者也是女性。
那些跳出束缚的人，背后通常有充足的资金支持、没有养家重担却有一群支持他们选择的亲友。他们有“勇敢的资本”。
但更多人可能像王磊一样。王磊40岁，他也想辞职读研，但他觉得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。
首先，最为现实的，经济问题如何解决？作为一名背着房贷、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性，王磊没办法抛下赡养家庭的责任，只为追求自己的梦想，“这太自私了”。
其次，读完硕士之后呢？在短暂的逃避之后，现实的压力还是会回归。那时候，作为一名没有什么资源的中年人，他又该如何重归社会，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？
在王磊看来，这个社会对于年龄很苛刻，社会主流的审美观“欣赏年轻美好，厌恶丑陋衰老”。王磊曾尝试性地在各大招聘平台投递简历，但最终结果是，现阶段的他只能拥有三类工作：需要远离家庭的驻外工作、保险销售以及催债人员，而这并不符合王磊对自己的期待。
“40岁的悲哀就是丧失了可能性。丧失了工作的可能性，丧失了生活的可能性。除了中彩票、撞大运之外，剩下的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。是的，那个黑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死亡。”王磊在个人k8凯发棋牌主页里在写道。
理想世界
为什么“逆社会时钟”会如此困难？“社会时钟”又为什么会存在于我们的社会？我们应该选择打破它吗？又是否存在一个更为理想的社会模式？
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作彧研究“时间社会学”，在他看来，“社会时钟”的存在主要源于两个核心的原因。其一是现代国家在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目标导向下，人类生命变成了一种资源，而生命本质上就是一种时间过程，因而对每个人的生命时间进行统一管理，便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要素。
其二，如何对有限物质资源进行适当分配是很重要的国家管理要务，而时间就成为了一个有效的筛选标准。比如“教育时间”就是一种典型的机制，它规定每个人在固定的时间完成相应的内容，然后在每个时间点用考试做分割，以此来对人力质量进行排序，“教育的理念本应让学生能学会事情，但今天的教育进度不是按照学习成效，而是按照时间来推进的，然后再用时间当门槛，把有限时间内学不会的人给淘汰掉。这其实和教育理念相互矛盾。”
郑作彧曾在德国读书，在德国，大学之后便不再设有学习的时间限制，毕业的时间取决于你什么时候修够相应的学分、学会所有的专业技能。他指出，这或许为消解“社会时钟”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。
但中国的情况显然更为复杂。郑作彧认为，中国在短短40年间完成了欧美200多年的发展任务，这同时也导致不同世代的问题与观念叠加在一起。比如在上一辈眼里，25岁是一个适婚年龄。但在现今的教育制度下，很多人走出校门时可能已超过25岁。但中国又是一个“家本位”的国家，父母对于孩子的人生有极大的话语权与决策权，这就导致年轻人既要面对他们自己的时代问题，又要面对上一辈强加给他们的任务，冲突与束缚便如此诞生。
而职场对于员工的年龄限制则是一种发展陷阱。郑作彧指出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许多领域尚是空白的时候，很少有人会考虑年龄问题。但当一个领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，此时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，就需要更为标准化的人力，而愿意顺应社会时钟的人，则相对而言会更为标准化。因此，当一个领域开始使用年龄做门槛时，也就意味着该领域会越来越被既得利益者所霸占，而这也恰是它陷入发展陷阱的开始。
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打破这一切呢？
真正的答案或许有些悲观。郑作彧曾提出过一个观点：“没有人可以拥有时间。”意即“没有一个人的时间是自己的功劳，一个人可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，必然是因为他背后有直接或间接的资源去支持他”。而一名“逆社会时钟者”通常需要面对来自观念与现实的多维压力，这远不是空喊几个“勇敢做自己”的口号便能改变的事情。
但从长远来看，答案又或许是乐观的。郑作彧很喜欢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一句话：“唯有绝望才能拯救我们。”他指出，当我们这一代的多数人都觉得很难做自己时，我们会希望我们的下一辈能够有更多的自主空间。而国家发展的平稳化，也使得世代与世代之间的距离拉宽，我们不再需要像从前一样在浓缩的时间里同时解决几代人的问题。因而当时间的轮转把我们这一辈蜕变成“上一辈”时，我们或许可以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社会。
参考资料：http://www.ztwang.com/news/112116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