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融不进，回不去”的流动青少年需要什么-k8凯发棋牌

 

　　有着十几年社会工作经历的张瑾瑜向记者描述了一个普遍现象：一些青少年从小以留守儿童的身份在农村或偏远地区长大，因为缺少家庭教育和社会资源，农村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，长大后来到大城市找工作，由于生活成本高、社会资源或自身技能不足等原因，很可能会去高强度、低技能的岗位工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处于“融不进，回不去”的状态，感到迷茫和焦虑。他们往往会以家乡或共同经历等因素形成集群，在面临“呼朋唤友”的情绪裹挟或遇到街头的诱惑时，就有可能出现偏差行为，甚至去实施犯罪行为。

 

　　张瑾瑜所在的机构是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(以下简称“阳光中心”)，作为副总干事，他目前主要负责服务群体的分析研究工作。阳光中心是由共青团上海市委主管的社会服务机构，自2004年成立以来，一直运用专业方法开展就业创业、社会融入、生命健康、助困增能、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服务，特别是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经验。

 

　　“流动青少年需要什么，我们就尽量提供什么。”张瑾瑜介绍，考虑到这个群体的流动性大，阳光中心采取了以固定阵地和重点场域为抓手、覆盖青少年群体的工作思路。

 

　　随着城市的发展，阳光中心先后在来沪人员较多的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、豫园小商品市场、虹口灯具城、青浦区工业园区等地建立站点，由社工入驻开展服务。社工会进入看守所、拘留所，为在押青少年提供法治意识宣传、人际关系修复、生存技能提升等服务。此外，他们还开展来沪二代子女助学成长项目，在学校和社区招募服务对象，提供沪语学习、艺术类课程和亲子沟通等服务，帮助孩子们丰富童年、融入社会。

 

　　张瑾瑜告诉记者，阳光中心面向羁押在拘留所和看守所的流动青少年开展的服务，是针对他们的心理状态和生活需求设计的。

 

　　社工会在进行生命历程访谈时，挖掘影响流动青少年产生犯罪行为的因素。比如，他们都是抱着改善生活的目的来到大城市，为了挣钱，可能会从事传销、盗窃、诈骗、色情服务，或者被身边人影响，发生聚众斗殴、寻衅滋事等行为。在监所中，他们的情绪往往呈现从紧张、焦虑，到麻木、失望，再到出所前的迷茫，这样的“循环”状态。

 

　　“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树立良好的价值观，改善他们的人际关系，增强与重要他人的联结，做好生涯规划，提升文化素养和职业技能，无论他们过往的背景如何，只要有目标并为之努力，相信他们都能远离犯罪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。”张瑾瑜说。

 

　　小胜(化名)是一名来沪务工“二代”，父母都在饭店工作，一家三口曾住在临时宿舍里。由于缺乏家庭归属感，小胜在社会上结识了一群“好兄弟”整日玩乐。一晚，兄弟们囊中羞涩又想要消费，便煽动小胜一起实施了抢劫。由于小胜犯案时是未成年人且是初犯，检察院委托阳光中心的青少年事务社工进行社会观护帮教工作。

 

　　在看守所内被羁押了50多天又被转去工读学校，小胜觉得自己被贴上了“坏孩子”的标签，情绪变得低落，开始自暴自弃，在校经常与人发生冲突，成绩也一落千丈。社工一方面陪伴鼓励小胜度过情绪波动期，另一方面着手修复他与父母的关系，帮助他的父母提升家庭教育意识与能力。小胜顺利度过了考察期，参加了中考。

 

　　帮教结束后，小胜一直和社工保持着联系，汇报自己的进步。职高一年级时，他期末考试考得不错，进了年级前十。二年级时，他担任了学生会的干部。毕业后，小胜去了一家新业态的科技公司做项目主管。3年后，小胜在昆山贷款买了房，他和父母终于有了自己的家。又过了3年，小胜符合苏州的人才引进标准，将户口迁到苏州，开启了创业之旅。

 

　　阳光中心副总干事、负责全市各区重点工作推进和督导的社工郭明，向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介绍了阳光中心在重点场域开展工作的情况。

 

　　社工们注意到，服务行业尤其是从事餐饮业的务工青年一般在午市结束后、晚市开始前休息，社工就抓住这个时段开展宣讲服务。郭明说：“在这个年龄段，他们有一些生理需求，也存在一定风险。如果不了解生殖健康知识，一旦女方意外怀孕实施引产手术，会对她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，也有的年轻人没钱去引产，一直拖到生产，那又可能发生弃婴问题。我们和相关部门一起，进行防范性侵和生殖健康知识宣讲、发放计生用品，做的是前端干预。”

 

　　在外来务工青年聚集的批发市场和工业园区等区域，阳光中心已经建立起了多个工作站点，以社工驻站的方式提供服务。这样，虽然务工者的流动性强，但提供服务的社工点是固定的。例如，在有着6000多家商铺、两万余名从业人员的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，阳光中心社工站点在七浦汇群团服务站的平台上，根据街区从业人员实际需求，发挥社工的专业特长，搭建了集服务、维权、学习、融入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阵地，每年受益的青少年约有3000人次。

 

　　目前，阳光中心在全市12个区设立了工作站，有近400名青少年事务社工开展工作。张瑾瑜坦言，他们的工作也有瓶颈：“比如我们想面向外卖员、快递员开展服务，但他们工作起来往往连轴转，工作日根本没有时间休息，休息日也累得只想睡觉。而企业方、站点也很难为员工安排出时间。”他认为，要将服务流动青少年的工作做得更好，还需要大环境的改善和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。